从长三角看改革开放丨义乌第一批个体经营户何海美：敢想敢干，让鸡毛飞上天

【编者按】

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。一路走来，长三角地区始终引领改革风气，勇担开路先锋，保持着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朝气和锐气，是我国经济最活跃、开放程度最高、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，要“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，坚定不移深化改革、扩大高水平开放”。

荔枝新闻寻访多位“探路先行”的亲历者，从长三角看改革开放，通过他们个体故事与时代发展的交融，感受改革浪潮，聆听奋斗回响。

把“小产业”汇成“大市场”、以“小商品”撬动“大开放”。义乌，总面积不过1105平方公里，与一些“大块头”的县级市相比算是一座小城，但却能连续32年雄踞全国专业市场榜首，一举成为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的“世界超市”，创造了具有“无中生有”等创新精神的义乌发展经验。

从“鸡毛换糖”出发，到建立小商品市场，再到成为“一带一路”重要支点城市，吃改革饭长大的义乌，造就了市场与城市相伴而生、共荣共进的“义乌传奇”，成为改革开放最生动的注解。

回首当初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义乌小商贩们摇着拨浪鼓，用红糖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获取微利。现如今，义乌的“货郎们”已经把“货架”铺到了2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一代代义乌人用勤劳勇敢，耕耘出富裕生活，将创新创业的活力注入发展的血脉里。

何海美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着围巾生意

年过七旬的何海美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批个体经营户。经商半辈子，她见证了义乌市场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跨越，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，一路从路边摊贩成长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。

“第一桶金”

何海美做生意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1978年夏天，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家探亲，带来了一些“宝黛钗”的剧照。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连映《红楼梦》，看着手里这些稀罕物，她萌生了去影院外兜售剧照的想法。

何海美向哥哥借来相机，进影院拍下了几组大家喜欢的镜头，拿去连夜冲洗。当时电影票价不过五分钱，但相片并不多见，且冲印成本高，她将售价定为每张一块钱。

何海美保存着一本当初售卖相片的影集

对当时的何海美来说，做生意也实属无奈。从农村嫁进城的她迟迟没能给自己和孩子上户口，更谈不上找份稳定的工作。彼时商业政策尚不明朗，兜售照片时，何海美找来看自行车的小孩帮着叫卖。电影《红楼梦》在义乌连着放映了三天，相片销路格外好。刨去成本，她净赚了三十多块钱，抵得上丈夫一个月工资。

从那以后，何海美背着那台借来的相机四处赶集，龙游、萧山、东阳、义乌等地都有她的身影，仅仅两个月就赚到了三四百块钱。何海美拿出一部分，给自己买了一台颇为时髦的海鸥照相机，计划将买卖进一步扩大。

一次，她从萧山赶集回来，两岁多的儿子看到多日不见的妈妈后放声大哭起来。儿子的眼泪流进何海美心里，“很心疼他，我要想个办法在义乌做生意。”她将目光投向义乌东部的廿三里集市，这是一个由义乌百姓自发组织形成的集市，位于廿三里镇供销社中间，面积约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，逢农历初一、初四、初七开市。人们提着篮子、背着布包，在这里交易农产品、手工制品等。

在这里，何海美的剧照销路进一步拓宽，她开始引进更多剧照品类，从零售慢慢走向批发，还请了照相馆的师傅教学如何冲印相片。夫妻俩悄悄在家辟出一小块区域，将窗户用纸糊起来，找来一只木箱和若干红灯泡，“摁一次开关就是一张相片，多的时候每天要洗到五六千张以上。”何海美说，晚上冲印、白天售卖，隔三差五还要坐火车去杭州进相纸，日子过得匆忙也辛苦。两年后，何海美积攒下五万元。

何海美早年做生意的照片

“我可以安心做生意了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，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。有了廿三里集市的经验积累，何海美开始带动周围更多小商贩加入，他们将目光投向义乌县城。当时义乌每逢农历双号开集市，商户们没有固定摊位，沿街流动摆摊。何海美等人在县政府旁找到一块空地，“很小的一段街，我们七十几个人一起在地上铺开来摆摊，第一天开张，生意就很好。”何海美回忆。

尽管如此，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，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“投机倒把，走资本主义道路”进行打击。1982年4月，谢高华就任义乌县委书记。经过调研考察，他越发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原则，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。于是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，谢高华明确表态：“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”

1982年，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(中)和同事们探讨开放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

当年9月，义乌工商部门引导流动商贩们集中迁移到稠城镇湖清门，以便统一管理，在街道两旁架起水泥板，一个商贩占一个摊位。义乌初代市场——湖清门小百货市场由此形成。在此之后，何海美重新拾起做衣服的手艺，先后增加了太阳帽和儿童服饰的买卖。

“那时候，夏天卖夏天的货，冬天就搭着卖尼龙袜子。”何海美说，虽然有了摊位，但当时对于什么可以卖、什么不可以卖依旧没有明确的标准，商贩们的心总还是悬着。一次她带来一个小纸箱，里面摆满了十双一捆的袜子。一起售卖的有二十几个商户，货物全被工商部门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的人给收走了。

就在何海美和几名商户犹豫着要不要去县里说说时，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碰巧经过，何海美没有多想，上前拦住谢高华：“我这个货是从上海城隍庙拿来的，为什么城隍庙能卖，我们这里不能卖？”

谢高华听后并没有立即给出回答。二十多天后的1982年11月25日，义乌县委、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、重点户代表大会，提出“四个允许”政策：允许农民经商、允许从事长途贩运、允许开放城乡市场、允许多渠道竞争。作为商户代表，何海美也在那次大会上。即便已过去了41年，她仍然记得谢高华当时的一席话：“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只要他们通过辛勤劳动致富，做什么都可以。”语毕，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，但何海美没顾上拍手，而是止不住地流泪，“我可以安心做生意了，他给我吃了颗定心丸。”

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 

两年后的1984年10月，义乌县委、县政府确立“兴商建县”战略。同年12月，义乌第二代市场——新马路市场建成，并正式更名为“义乌小商品市场”，摊主们自从告别油毡布棚。市场一放开，“鸡毛飞上天”。此后，义乌小商品市场先后5次搬迁、11次扩建，目前经营的商品已达210多万种。

从本土产销到买卖全球

自1985年起，何海美开始专心投入于围巾生意，在威海寻找印花合作商时，认识了很多往返当地做生意的韩国朋友，渐渐地拓展了海外的销路。她时常会去各地走走，寻找围巾款式、花型的制作灵感。

儿子金罕岗大学毕业后，也跟着做起了围巾生意。不同于母亲用双脚跑设计的“路数”，金罕岗组建起研发团队，从事围巾的改良与创新。他也不满足于坐等生意上门，而是带着产品走出国门，直接对接国外经销商。2000年以后，金罕岗在意大利、马来西亚开设了直营门店，打开了欧洲和东南亚市场；2015年又开始布局“一带一路”市场，将目光瞄向非洲、中东等新兴市场。

义乌国际商贸城

拓宽了海外市场后，母子俩的围巾生产进一步缩短了客户需求与产品迭代的距离，推出来的产品往往会成为义乌当地的行业“风向标”。“有时候去国外，买回来的围巾还是自家的货，想想自己都笑起来，生产的围巾花型太多了，自己也搞不清楚。”何海美说，不仅自家围巾卖得红火，周围商户们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。义乌逐渐化身小商品海洋，从“本土产、本土销”发展至“买全球、卖全球”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.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，2022年的外贸总额超4700亿元。

在何海美看来，义乌的成功离不开义乌人的勤劳。“卖根针是不是很小的生意了？义乌的商家可以把一根针做成总代理、总经销，几厘钱也可以做得很大。”义乌的成功也离不开一个“敢”字。为服务到市场采购的外商、外贸公司等贸易主体，敢想敢干的义乌人凭空造出了一个无水却拥有口岸功能的义乌港，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。2014年，首列“义新欧”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鸣笛驶出，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义乌和西班牙马德里，第一次实现了铁路直通，原本近两个月的货物海运，被缩短至21天......

何海美做生意收获的第一份荣誉

何海美一直珍藏着一张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奖状，那是她做生意以来收获的第一份荣誉。从商40多年，她见证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历次迭代，自己也将曾经的一方小摊位，经营成了300多平方米的店面。如今，72岁的何海美还在积极“触电”，时常投身于直播间。她期待着继续与义乌一起，跑得更快、看得更远。

荔枝新闻记者/李爱 摄像/姚远 剪辑/奚宇 包装/奚宇 周胜男 何君玮